按：赵作海案件当年办案检察官汪继华揭秘案情真相和刑讯逼供干警案件最新处理情况。
赵作海案件始末
上海刑事律师 汪继华
楔子：赵作海案件经过全社会轰轰烈烈的关注，随着六名刑讯逼供的公安干警被起诉到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各级办案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赵作海得到超出现有法律规定物质补偿，即将曲终人散，告一段落。笔者作为承办主诉检察官，有幸经历这一现代版拍案惊奇。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回想起来却又那样的惊心动魄、心有余悸。作为亲历者，我想有责任将一个真实的赵作海案件公诸与世，让真相暴露于阳光之下，让民众了解到真实的案情，也为立法者、司法者、研究人员提供一个真实的案件资料，以便于从该案件的各个方面吸取教训，尽量避免再发生错案。
一、一石激起千层浪
公元2010年5月2日中午，好不容易等到的一个假期。象许多公务员一样，我也停下匆匆的脚步，展开紧皱的眉头，与妻儿一起走在繁华的街道上，悠闲地享受家人相聚的天伦之乐。
叮铃铃……，手机上显示一个陌生的河南省柘城县固定电话号码。
“不接！”看到妻子神色不悦，我坚持不接这个电话。
铃声再次固执地响起，还是那个号码。“可能又是法律咨询电话，不知道是假期吗？坚决不接。”我嘀咕道。
作为律师，经常接到法律咨询电话。我自认为比较有涵养，一般都耐心地解答这样的匿名咨询。也有特殊情况，曾经有一个咨询者凌晨4点拨我手机。我没好气质问为什么现在打电话，他竟然回答：现在打电话费用低！另人哭笑不得。
不一会儿，信息来了。我一看，是柘城县检察院一位领导，“有急事，速回电话！”
我心里一愣，立即回拨。
“怎么不接电话呀？”
“对不起，街上声音燥杂，没听见。有事吗？”
“出事了，赵振裳回来了！”
“赵振裳是谁？”我心里想，赵振裳回来给我有什么关系！
“你忘了，赵作海杀人分尸案件，你办的。赵振裳是这个案件的被害人，现在回来了。”对方急促地说道。
“赵作海故意杀人案……，好像有这个案件，时间太长，记不清了……，怎么回事？”
“赵作海故意杀人，那个案件的被害人赵振裳，前天回来了。”
“他不是被杀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消息确切吗？”
“是真的，公安局已经去村里核实了，确实是赵振裳。”
“那不出大事了！”
“那麻烦了，你知道就行了，别给外人说，现在消息还在封闭。”
手机挂断了。我头一直懵，大脑高速运转，搜索赵作海案件的每一个信息。
作为一个工作十三年的主诉检察官，经办过近百起重特大案件，临场监督过数十名罪犯被执行死刑，我当然知道被害人回来的严重后果是什么－－这意味着看守所的大门已经向所有办理赵作海案件的司法人员敞开了。
爱人感到我情绪不对，急问发生什么事？我说有一个案件，可能有点问题，你们玩吧，对不起，我要回办公室。
也来不及解释，我飞速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寻找一些与本案有关的记录。一些断断续续有关赵作海的信息，象碎片漂浮在一条由宽变窄河流上，逐渐在我眼前浮现、集中……。
二、争风吃醋惹祸根
1998年，某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内勤交给我几本卷宗－－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件。
地市级检察院公诉处受理的刑事案件，主要是俗称可能判处“三大刑”（即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的案件。我们经常办理大案、要案，对于故意杀人案件，并不感到惊奇。
公安机关报送的案情十分简单：1997年10月31日22时许，赵作海在同村村民杜小花（化名）家，被同村村民赵振裳用刀砍中头部。赵作海跑回家中，赵振裳追赶至赵作海家门口，赵作海返身与赵振裳撕打。在撕打过程中，赵作海将刀夺下，刺中赵振裳胸部，致其死亡。后赵作海为掩盖罪行，将赵振裳尸体头部、四肢肢解，将其身体的胸部部分投入本村一机井内，其他部分烧掉。
通过阅卷，认定本案的证据有：
1、被告人赵作海九次有罪供述。赵作海九次供述综合说明其作案过程是：
“我与本村村民杜小花存在不正当关系。1997年10月31日晚上，我又到她家中，发生关系后已经熄灯，并没有入睡。大约到夜里十一、二点左右，我听见堂门被人推开了。那人走到床前，划着火柴。我看见是赵振裳，手里拿着一把刀，向我连砍几刀。我用手挡着，我的头上、胳膊上都被刀砍伤了。赵振裳砍我后，就跑出堂屋门。我赶紧起身穿上衣服，出来后赵振裳就在后边追我。我跑到我家门口，赵振裳追上来。我看跑不掉了，就回身与其撕打。在撕打的过程中，我用我随身带的刀子刺中赵振裳的腹部或者是胸部，将赵振裳杀死。我当时浑身是血，回到家后，我爱人看到我身上都是血，问我咋回事？我说：“你别问了，对不住你，丢人！”我爱人也没有再问，想让我去医院，我说没事。我身上都是血，没有睡床上。院内有一个烟叶炕（农村烘烤烟叶的低层建筑），我就拿着被子睡在烟叶炕里。当夜，我把赵振裳拉到院子里，想把他的尸体解开，扔出去。我就用刀子把赵振裳头部、胳膊、大腿割开，我找到我爱人为了装粮食用盛化肥的袋子缝制一个大袋子，把赵振裳的身子装进去，用我家的架子车拉到村子外边扔到机井里。我怕人将来发现，又在村外找到打场用的石磙，推到架子车上，投到机井里。回来后又把赵振裳的四肢和头烧掉。因为院内有血，我又用点土把它盖好。第二天，我让我爱人到村诊所拿点药。我把赵振裳的衣服放到了烟叶炕里，后来烧掉了。
2、杜小花证言：承认与赵作海、赵振裳均存在不正当关系，同时证明那天晚上赵作海在我家中，我们发生关系后，大约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没有休息，已经熄灯了。这时我听见堂屋门被跺开，有人进来。那个人走到床前划着火柴，我看到是赵振裳，他拿着刀，就往赵作海头上砍，砍后就跑了。赵作海穿上衣服出去撵。以后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后来的几天，我没有见过赵作海，我也没有问过。但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见过赵振裳。我也没有问过赵作海赵振裳为什么不见了。
3、赵作海妻子赵晓起证明：1997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十一、二点，我都睡了。赵作海回家后，我见到他满身是血，就问是怎么回事，他不说原因，只是说你别问了，丢人。当天晚上他就自己睡烟叶炕里边了。第二天我到村诊所给他拿的药，他自己包扎的。后来，我发现我家我缝装粮食用的化肥袋子不见了。同时证明那几天，赵振裳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
4、赵作海的哥哥及其他村民证明赵作海在当时那个时间里头上有伤。
5、赵振裳的侄子赵作印证明赵振裳失踪的时间，失踪时发现赵振裳家里比较乱，好象被盗了。同时证明怀疑是赵作海杀的，并且曾经向柘城县公安局老王集派出所报案。柘城县公安局因为没有发现尸体，也没有立案。
6、诊所医生证明赵作海的妻子确实在那个时间给赵作海拿过药。
7、其他村民证明村里传言赵作海、赵振裳与杜小花均存在不正当关系。
8、现场勘查笔录、照片等其他证据。
9、法医关于尸体高度腐败，无法作出有价值鉴定的说明。
10、赵晓起辩认笔录，通过辩认包尸体的化肥袋子，认定这个袋子就是俺家的，而且还是我缝的，其中的针角是我用黑线缝的。
通过阅卷可以认定，下列证据证明赵作海存在重大杀人嫌疑：
1、赵作海曾经作过九次有罪供述，而且第一次有罪供述是在1998年5月9日晚上，被柘城县公安局控制一夜后承认杀人的事实。一般而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出有罪供述，客观性较大。
2、赵作海确实与杜小花存在不正当关系，不排除因争风吃醋而产生杀人动机。
3、赵振裳确实是在二人撕打当天晚上失踪，这是事实不会巧合。如果尸体不是赵振裳，那么赵振裳哪里去了？这个尸体是谁？
4、赵作海在赵振裳失踪时头部和身上有受伤的事实。这一事实不但有赵作海供述，还有其妻子、孩子、村民等证据证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5、赵晓起通过辩认包尸体的化肥袋子，认定这个袋子就是她家的，而且还是本人缝的，该细节印证了赵作海杀人后毁灭证据的事实。
根据现有证据，基本可以确认赵作海是故意杀人重大嫌疑犯。
三、如此纠结为哪般？
赵振裳“复活”后，真相大白于天下。无能、白痴、笨蛋、蠢猪等各种肮脏的字眼都倾泻在办案人员头上。不理解这么简单的案件，怎么能够办错！恨不能把当时的办案人员都拉出去枪毙，方解心头之恨。客观地说，这确实有点事后诸葛之嫌。各大媒体采访我，问我当时是不是确信赵作海是冤枉的，是不是因为自己正确意见不被采纳而冲冠一怒，愤然辞职。我知道，这是很好的炒作自己的机会，尤其是作为律师职业，更需要这样的炒作。这样做会让公众或许对我多一些赞誉，但会招致法律人的耻笑，因为这简直是在毫不脸红地吹牛。说实话，我当时也认为，不能排除赵作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重大嫌疑，不等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当时的证据，案件确实在关健情节和细节上的疑点，这是对一个人证据意识、法律意识、办案经验、分析判断、决断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考量。
根据当时的证据，该案存在如下问题：
1、被害人是谁。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定案。换句话说，是认定赵作海故意杀害赵振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必须查明是赵振裳被杀了。怎么认定赵振裳死了？怎么认定这具不完全的尸体就是赵振裳，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立案的条件是两个：一、有犯罪事实存在。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本案符合立案条件，确实有犯罪事实存在，犯罪事实就是有人被杀了。但尚达不到起诉的标准，不能认定就是赵振裳。尽管赵振裳的失踪与此案有着某种联系，但达不到同一认定的标准。
2、赵作海与赵振裳再次发生打架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客观？
根据当时赵作海供述和杜小花证言，赵振裳朝赵作海头上砍几刀后就跑了。赵作海穿上衣服后出来，追上赵振裳，二人发生撕打。当时天气已冷，赵作海穿上衣服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此时赵振裳已经跑了，赵作海怎么能追上？只有一点，就是赵振裳在外边等待赵作海。如果赵振裳需要继续对赵作海实施侵害的话，为什么还要从杜小花屋里跑出来呢？直接趁赵作海没有穿衣服且没有防备情况下继续砍击不更方便吗？赵作海人高马大，赵振裳瘦弱矮小，如果等到赵作海出来再与其搏斗，赵作海情急之下，必然拼死一搏，赵振裳岂是对手？
3、赵作海到底用哪把刀杀害的赵振裳？
赵作海供述中，有时供述是夺过赵振裳的刀子将赵振裳杀死，有时供述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刀子将赵振裳杀死。赵作海去与她人约会，还需要携带凶器吗？据赵作海供述，携带凶器是为了防身。杜小花的丈夫外出打工，赵作海携带刀具是为了防谁呢？两把刀又在哪里呢？
4、根据现有尸体，骨折部位有砍的痕迹，根据赵作海交待的凶器，一般难以形成如此形状。
5、赵振裳的头部和四肢去向不明。
一般而言，故意杀人案件，既然被告人供述了杀人事实，是会把有关物证供述清楚的。赵作海已经供述了将赵振裳的上身投入了井中，已经没有必要再隐瞒头颅、四肢、作案凶器的去向，却为什么不供述其他部位隐藏地点呢？赵作海开始供述四肢投入河中，后来又供述是埋在地里，最后又供述埋在地里不放心，怕被人发现，将尸体又挖出来烧掉。好像是故意要把尸体说到无法查找的程度才肯罢休，另人生疑。
6、赵作海在受伤的情况下，将那么重的石磙推到架子车上，将三个石磙投入井中，似乎不太可能。每个石磙大小重量不一，最大的重约三、四百斤，赵作海是否能够搬动。
7、证人证明，赵振裳在失踪时，其家中十分混乱，门也没有关，似乎有被盗的迹象。一般情况下，赵振裳出来要教训赵作海，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家中搞得十分混乱。赵振裳是孤身一人，家中并不富裕，受到盗窃的可能性不大，况且在其家中没有发现失窃的大件物品。赵作海杀人后，也没有必要到赵振裳家中去，已经将赵振裳杀死了，还去其家干什么呢？
8、关于赵作海的九次供述，存在如下疑点：1＞供述之间关于案件情节存在很多细节上的差别。2＞赵作海对现场的供述，是在公安机关发现无头尸案后制作的，不排除诱供的可能性。3＞赵作海在被刑事拘留后，并没有被羁押在看守所，而是在公安机关办案地点停留一个月，不排除逼供、诱供的可能性。4＞赵作海供述是逐渐与本案件证据吻合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请各位注意，上述疑问仅仅是推测，除确认尸体是赵振裳外，其他疑问都不必然成为确认赵作海无罪的证据。比如事后有人提出，赵作海是否能够搬动石磙？一般情况下不能搬动，但赵作海身体高大强壮，生命攸关，情急之下，把架子车推到石磙下边，将石磙推到车上去，是完全有可能的。再说，是不是有其他人配合而赵作海不予供述，不能排除。赵作海供述前后细节方面前后矛盾，这在很多重大案件中经常出现，被告人总是在侦查初期为逃避法律制裁而作虚假供述，随着证据的完善供述逐渐一致和稳定。将赵作海不予羁押到看守所而是控制在公安机关的办案地点，这是《刑事诉讼法》、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所允许的，是公安机关办理重大刑事经常采取的方式，不能因此就怀疑所有供述都是虚假的。关于刑讯逼供问题，在被告人翻供的案件中，绝大部分被告人都是提出刑讯逼供，能因此都认定存在刑讯逼供而推翻其供述吗？……
毕竟案件存在很多疑点，针对卷宗中存在的问题和赵作海的翻供，我列出了详细的退回补充侦查提纲，将此案经柘城县人民检察院退回柘城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其中主要问题是如何确认尸体是赵振裳，甚至提出在赵振裳父母坟墓里提取遗骸，进行DNA鉴定。
四、成败只在一念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柘城县公安局进行了补查，对细节问题进行了说明。由于没有解决主要问题，我进行了二次退卷。二次退卷，就只有一点了，如何确定尸体就是赵振裳？赵振裳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父母已去世多年，身份确认只有进行DNA鉴定，但对比鉴定缺乏检材。无奈，柘城县公安局只有开棺提取赵振裳父母的遗骨，先后到公安部、沈阳、重庆等地权威鉴定机构对赵振裳父母的遗骨与尸体进行DNA比对。因赵振裳父母去世时间较长，无法得出DNA图谱，鉴定搁浅。我们曾经考虑用赵振裳兄弟姐妹的DNA作检材，经咨询，当时DNA鉴定条件有限，对兄弟姐妹之间DNA对比技术尚不成熟，致使确认尸体身份工作陷入僵局。
转眼时间已到了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了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负责制，即在检察长领导下，在公诉部门实行的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的检察官办案制度。这是一项重大的检察制度改革，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十分重视，设置复杂的考核程序。经过笔试、口试、实庭观摩、诉辩对抗、案件评查等，最终在“两市六县两区”的检察机关中选拔了商丘检察史上第一批共16人的主诉检察官（其中三人因特殊贡献免试）。我有幸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选，至今仍引为自豪。客观而言，此次选拔的主诉检察官队伍，确实代表了当时商丘公诉最高水平。
以前公诉机关办案程序是承办人负责，处长审核，检察长决定。此种办案制度，弱化了承办人办案能力，分散了办案的责、权、利(荣誉而物质利益)，不利于发挥承办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改变这一现状。
主诉检察官的权力，简单说就是个人可以决定对某个案件结果，起诉或者退查，可以签发起诉书，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检察长的权力。事实上并非如此，仍然受到各种制约。已经习惯了被领导的主诉检察官们，还不习惯、不适应地位的提升，领导们似乎也不习惯权力的下放。随着主诉检察官的增多，批捕部门主办检察官、自侦部门主侦检察官的设置，客观状况发生一定的变化，主诉检察官制度已逐渐褪去光环，黯然失色。
最高检察机关毕竟要推行这一改革，当时的主诉检察官们还是非常珍惜这一荣誉，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在具体案件中，主诉检察官发挥自己的作用有了制度上的依据。主诉检察官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签发法律文书后，主管检察长或者检察长不敢轻易改动。
时间推移，赵作海案件并没有新的重大进展，作为办案人员，我面临抉择。
这样一个故意杀人案件，杀人分尸，情节特别恶劣，如果证据确实充分，只有一个结果－－死刑立即执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都没有理由。如果坚持不起诉意见，必然会招致非议。案件这么多证据，公安机关对确认赵振裳的工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穷尽所有方法。不起诉，这个案件怎么办，公安机关会有什么看法？如果起诉，万一错了怎么办？
在平时工作中，我开过这样一个玩笑：“如果现在起诉了，万一将来赵振裳回来了，问题就严重了？”
可客观现实是，结合目前证据，这个尸体是赵振裳的可能性非常大，周围各村也没有失踪人口的报案信息。如果他真是赵振裳，仅因为失去鉴定条件就坚持不起诉的意见，岂不是放纵了犯罪，目前这么多有罪的证据怎么解释？
这是一个另我非常为难的案件，主诉检察官负责制更让我感到责任重大，左右为难。如果不是主诉检察官，完全可以因能力有限把矛盾上交给领导，现在要求我必须做出决断。
这是考察一个法律人综合素质的时候，需要做出决断，尽管这个决断或者是错误的。根据法律规定，鉴于案件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还是坚持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给处长和主管副检察长汇报后，领导非常支持，决定如果再不能确认尸体就是赵振裳，拒绝收案，由公安机关自行处理。
万没想到，一念之差险些断送自己的命运。一个不经意的谨慎，无意中趟过了雷区。如果当时我将赵作海案件起诉到法院，法院也不会判决无罪，结果仍和现在一样，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现在的我，将可能和其他公安干警一样，被推到审判席上，成为被告人，诀别我热爱的这个神圣的法律职业。
如此可怕！
基于各种原因，我于2001年5月辞职，辞职前有关部门也协调过此案，因我们顶着压力，仍坚持证据不足的意见，案件就此搁置。
五、众说纷纭解真相
赵作海昭雪后，民众和专家提出很多问题，有关发言人遮遮掩掩。在此，我对提出的异议解释如下：
1、当时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为什么没有调查取证？
赵作海无疑受到了刑讯逼供，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那么作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科（当时称批捕科）、公诉处的办案人员，具体地说，就是我，为什么不予查处？
刑讯逼供的现象较多。承认这一事实的存在，是一个法律人应有的良知。我们经常见到报道侦查机关破案文章时使用“加大审讯力度”“经过几昼夜的心理战”等字眼。“加大审讯力度”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加大审讯力度而不从外围寻找证据？这里边是否暗含着刑讯逼供？什么叫“几昼夜的心理战”，心理战与变相刑讯逼供有何区别？都值得思考！
我曾经参加过某省法学会会议，关于刑讯逼供问题，与会专家学者与公安干警发生争议，火药味特浓。法学专家对刑讯逼供颇为愤青，道：公安干警刑讯逼供时，如果犯罪嫌疑人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作何感想？当时一个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副队长反唇相讥：如果你的姐妹被拐卖了，犯罪嫌疑人明知被拐卖妇女的去向，就是不说，你作何感想？
刑讯逼供现象多发生在流窜作案、多次作案、惯犯、累犯、重大恶性犯罪等案件的侦破中。这些案件，如果不采取特殊的审讯方式，你给犯罪嫌疑人一杯茶，一棵烟，和颜悦色，让其作出有罪供述，简直是痴心妄想！也许专家说，宁愿放纵，也不能违法办案，这叫毒树之果，我们不但要砍掉它，更要摒弃果实。这是对的，但当公安干警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治安压力、被害人的压力、领导的压力、新闻媒体的压力，难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所以，检察机关对刑讯逼供行为往往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别出事，别出大事，存在一点刑讯逼供行为也就算了。即使出了事，只要侦查机关能够摆平，也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一个检察官发现刑讯逼供行为就启动侦查监督程序，查处公安干警刑讯逼供行为，根本不可能，干不几天就得调离岗位。理想和现实是有距离的。
我没有统计过，但我知道，在公诉人岗位上工作了8年，无论是重大刑事案件还是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只要犯罪嫌疑人翻供，绝大部分理由就是被刑讯逼供，你怎么办？你总不能每一个案件都查处吧！
更何况公检法办案人员，特别是县级和地市级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由于经常接触，相互之间已经非常熟悉，称兄道弟。公安机关辛辛苦苦侦破了案件，你不但不将案件起诉，反而先查侦查人员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这怎么可能呢？
解决刑讯逼供问题不是没有办法，比如让律师提前介入、看守所与公安机关分离、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等等。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专家们喊的声嘶力竭，律师们奔走呼号，讨论会一个接一个，结果如何？立法者无可奈何、司法者我行我素，律师们逐渐也就变更麻木不仁、习以为常。所以，解决刑讯逼供是一个系统的、综合工程，非一个机构、一部法律、一个制度所能为之。近期内若不现出杜培武、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等重大冤案，改变刑讯逼供现象不知还要等到何时？
我曾经办过一个刑事案件，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都认定了本案存在刑讯逼供，被告人关于故意杀人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结果是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判处了死刑。任何人都没有受到刑事追究，破案者反而立功受奖。
司法实践中，当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被刑讯逼供时，审判人员往往问供述是否属实。如果被告人回答基本属实。审判人员就说属实不就完了，其他问题不要多说。甚至有的审判人员说，他们为什么不打别人，为什么打你呀？当律师提出刑讯逼供时，审判人员也往往说，刑讯逼供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禁止律师发言。这都是不应当正常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公安机关为什么不惜违法获取赵作海的供述？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个别检察院曾经作秀，“零口供”定案，事实上，没有口供很多案件是行不通的。
司法人员对证据分析、论证、判断能力确实有待提高，侦查意识不高、技能低下、设备落后，远远不适应侦查工作的需要。大量的刑事案件，证据的调取往往是中心开花，即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获取其他证据，尤其是物证。不可否认，这种办法确实存在一定的效果。面对形形色色、品种繁多的刑讯逼供，意志坚强者能有几人？往往会供述犯罪事实，侦查人员以此获取其他证据，轻松破案。也有无法忍受痛苦，胡说八道，造成错案，毕竟这是少数。很多刑事案件，只要是犯罪嫌疑人承认了，一切都好办，否认或者翻供，案件就难办。所以，侦查机关想方设法取得口供，刑讯逼供、诱供、骗供、变相威胁等花样繁多、手段翻新、层出不穷。只要犯罪嫌疑人供述了，侦查人员就万事大吉。由于过于重视口供，反而侦查人员疏于对其他证据的调取，造成重要证据灭失，形成疑难案件。对于重大刑事案件，涉及到判处死刑，审判人员往往更加重视口供，没有口供就不敢判处死刑，有了口供就敢判处死刑，口供就这么重要！
赵作海如果不翻供，死定了！
3、公检法为什么如此配合，将一个无罪之人判刑入狱。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我不是法学专家，我就不明白，公检法之间为什么还要互相配合？这一条早应当修改！分工负责、互相制约是对的。什么叫互相配合？怎么配合？配合还怎么监督、怎么制约？实践中，往往是配合多，制约少，更谈不上监督。往往是涉及到自己部门利益时，才谈到制约。比如，赃款、赃物的移送，就开始相互制约，都要把赃款、赃款留自己上交财政，因为财政能够返还，自己花钱方便。更何况公检法还要受政法委的领导，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不都是政法委协调后，公检法配合的结果吗？
4、是否是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低下，导致错案发生。
赵作海案件是政法委组织公检法精英们开会，最后拍板起诉，不能说他们业务素质低下。但在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公检法，确实存在业务素质不适用工作需要的情况。首先是司法人员待遇低下，著名民法专家徐国栋先生说“无财产即无人格”，有点过，但非常有法律意义。司法官待遇如此低下，要他们在利益的诱惑下象孔老夫子一样，“不义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简直是痴人说梦！饿着肚子搞业务的人，的确不多。其次，司法机关把不住进人关。司法机关虽然待遇低，但地位高，仍然是求职者的香饽饽，有权有钱者能进，无权无钱者难入。其实能进去公检法的人，并不需要这点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他们需要的是这身官服显威避难，或者让自己的家人有一个避风港。再次，在升职方面，谁要是说业务好能占到决定因素的50%，你信，反正我是不信。特别经济不发达地区，业务再好，一辈子能混个科室正职就不错了，单位副职只有想想的份。看看坐在单位主席台的，不是空降兵就是官二代、富二代。在司法机关，除作秀外，搞业务研究、学习方面与律师相比，差远了。据说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都快成女子法院了，业务较好的男同志为了经济利益，“叛变”到律师队伍中去。业务素质不高，提高案件质量就变成了天方夜谈。
我说的是一般现象，不是指本案。我说的是过去，不是现在，希望不要对号入座。
5、赵作海被超期羁押，为什么不释放？
一位记者采访我时问，既然认为赵作海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什么不释放？
对于实务人员来说，这个问题十分天真。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次退查仍达不到起诉条件的，应当变更强制措施，取保侯审。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释放赵作海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中国超期羁押非常普遍，比比皆是，既有立法问题，也有执法问题。你见过因超期羁押而受到刑事追究的吗？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2003年7月22日说：“超期羁押属于违法羁押，本质上就是非法拘禁，是侵犯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损害法律尊严和公安司法机关声誉的违法行为，是没有严格执法、执法不公的表现。超期羁押的背后有时还存在着职务犯罪问题。”此言一出，着实吓了公安一跳，结果不过如此。按照法律规定，公检法都有释放的权力，但谁都不会这样去做，超期羁押仍是家常便饭。至今我还没有见过一起因超期羁押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对赵作海刑讯逼供的干警被逮捕，至今尚未宣判，不也正在被超期羁押吗？
赵作海才超期羁押三年，不算长。我承办的贾然基故意杀人案件，羁押了十年。1991年9月8日被逮捕，执行死刑是2001年。试想，一个人在十几个平米房间里，一呆就是十年，什么概念！1998年我作为审查起诉人员被领导安排处理积案，亲自进行侦查、审讯（可没有刑讯逼供哦）贾然基。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案件漏洞，找到了隐藏7年的杀人凶器。七年还能找到杀人凶器，公安机关没有想到，审查起诉人员还能有如此的侦查技能。为此，我还立功三等功一次。凭心而论，这个案件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重大刑事案件，除非出现象佘祥林、赵作海案件被害人“死而复生”的情形，否则一般不会放人。1997《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基层司法人员的脑海中还没有普及。人犯羁押了那么长时间，侦查机关调查了这么多证据，怎么释放？你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收受了贿赂？无罪释放涉及到一系列问题，被害方上访、国家赔偿、错案追究、司法机关形象等等。
6、商丘市政法委是罪魁祸首吗？
在赵作海案件中，最受责难的，第一个是柘城县公安局，第二个就是商丘市政法委。是政法委协调出留有余地的判决，酿成错案。尤其是时任商丘市政法委书记王师灿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平时都不问案件，我不是学法律的，我学煤矿和矿山机电。” 似乎更令人愤恨，学煤矿和矿山机电的人当政法委书记，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吗？其实不然。商丘市政法委协调一个超期羁押三年多的案件有什么过错呢？如果有过错，是司法程序设置问题。至于煤矿专业的做政法委书记，也不能过于苟求，全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政法委等单位的一把手，扒扒捡捡，有多少是学法律的出身？不都是外行领导内行吗？
谁任政法委书记，结果都一样，这是体制使然。政法委协调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参加者是政法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的组成，也都是公检法主管刑事业务领导和业务精英。讨论发言时，政法委书记不可能先发言直接拍板定案。一定是参加会议的人员先发言，最后书记决定。试想，赵作海案件协调会召开时，如果与会人员大部分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两个基本”（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王师灿不懂法律，他敢拍板起诉吗？
我不是为政法委和政法委书记开脱，我也与王师灿没有任何关系。他若认识我，说不定我也不会辞职了，呵呵。我只是想说明，真正使赵作海受害的，是体制，是司法体制，他不是一个人。像鲁迅小说《祝福》的祥林嫂，虽然死了，却不知道凶手是谁？
7、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人员该受到处罚吗？
案发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成员、庭长、参与此案的审委会委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他们有点冤！无论谁审理此案，结果都一样。政法委已经定案了，留有余地的判决，商丘市人民检察院都必须在20日内将此案起诉，法院还有发言的权利吗？谁办案结果都一样，正如公诉人郑磊说的一样，除非你辞职！
贺卫方先生在评价黄金高、李庄案件主办法官，批评他们：公平无法实现时，你们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他们能沉默吗？他们要工作、要生活、要吃饭、要养家糊口，让他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可能吗？
我对贺卫方这样的战士佩服的五体投地，中国确实缺乏这样的战士。如果中国法律人都象贺卫方那样，别说都像，能有一千个贺卫方，唉哟，美国人民不得吓个半死，向中国年年纳贡、岁岁来朝、俯首称臣。奥巴马那小子也不会那么猖狂、到处指手划脚，一付人权祖师爷的派头。小奥还不得一天三声胡爷爷，孙子似地小心伺候着。上帝不叫咱这样欺负人，贺卫方只能有一个。
六们干警至今还在囹圄之中，赵作海冤枉了十一年，与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六、苦打成招铸冤案
赵作海显然被刑讯逼供了，具体如何被刑讯逼供的，成为一个迷。根据归案的柘城县办案干警供述，对赵作海体罚较少。然而根据赵作海本人的供述，确实受到非人的折磨，触目惊心。法院定案，依据的是法律事实，即依据证据认定的事实，而不是真实的事实。真正的事实已经过去，无法确定。刑讯逼供犯罪事实的认定，法院不会因办案干警不供述就否定刑讯逼供的存在，也不会全部按照赵作海的认定。赵作海被刑讯逼供的情形，无法恢复，只有摘录赵作海本人的陈述，让大家评判：
1 9 9 7年农历9月3 0日晚上，我去俺村杜小花家和她发生关系后，睡那了。到了十一、二点，我看到有人划火柴，一看是赵振裳，他就用刀砍我的头部，我用手迎，他砍伤我的头部和右胳膊。然后我就跑了，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赵振裳。
具体时间我忘了，在我村西地机井内捞出来一个尸体。第二天晚上公安局的人把我传到老王集派出所，问是不是我杀的，我说我都不知道是谁。他们说是赵振裳，我说不是我杀的。他们就打我的头，打我的人有好几个，都是谁我记不清了。还让我喝了什么水，我喝了后，就昏迷了。二、三天后，我被带到公安局。他们天天都问我赵振裳是不是你杀的，不承认就打。还说：承认就不打了。在打我时，有人喊一个叫李德岭的，其他就不知道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承认杀了赵振裳。
他们用棍打我，还用枪敲我的头，还对我拳打脚踢。打我时，让我按照他们的意思说，重复一次又一次。然后记好笔录，让我签字，我不签也不行，就签了，想着只要能不受罪，咋着都行。
他们每一班都是两三个人问我，把我铐在桌子腿上和椅子腿上。我说没有杀人就打我。他们不让我吃饱饭，不让我睡觉。我一喝他们给我的水就晕。公安局的人给我打开手铐，我也站不起了，就啥也不知道了，光感觉头上跟放炮的一样，咚咚响。
还有人点着我说： “打你个不承认的！”还有人说： “再不承认，我落黑用车拉出去你，一脚把你跺下去，就说你逃跑了，一枪打死你！”就这样，我实在受不了了，生不如死，就承认杀赵振裳了。
记录的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孩，都是他一个人记录。记后就给我念，我说不对就打我。后来我也不看了，也不给我念了，有笔录我就说对，就签字，实在不知道的我就编，让我按手印我就按。这样承认以后，就不怎么打我了。因为头和胳膊找不着，我就瞎编地方。他们找不到，我还是编。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说烧了。我说烧了以后，基本上就不打我了。
在刑警大队几天，他们叫我吃剩下的菜，一天两顿。让我吃一个馍，有时给我点菜。
我被打孬了，就找机会逃跑。正好有一天，我趁他们不备，找到了手铐的钥匙，打开手铐，就跑了。因为我不知道路，在县城不熟悉，也不知道走到一个啥地方，就睡着了。结果，还是被他们抓着了。
在看守所里，我没有说我被冤枉的事，因为我怕挨打。在检察院的人提审我时，我也没有敢说我被打的，我害怕让公安人员知道了还打我。开庭时，我说有人打我了，都是我瞎编的，他们不信后来就判刑了。
我想上诉，但后来想，上诉也没有用。还不如早点到监狱里，听看守所犯人说，监狱里生活好，还有自由，我就干脆不上诉了，赶快投牢算了。我在监狱里也没有申诉，申诉啥，再申诉也没有用，也没有相信我。我也没有文化，我就想着，赶快减刑。我还听说申诉挣不到分，不给减刑，所以也不申诉了，天底下哪里没有冤死的鬼唉。
看到办案干警轻描谈写、相互推卸责任的供述，会有人认为赵作海供述是不是太夸张了。虽然刑讯逼供的情节，只有赵作海一人供述，还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民众宁愿相信，赵作海的陈述是真实的，否则，不会酿成如此大错。
七、一失足成千古恨
如此重大冤案，必须有人负责，各级有权机关依职权查处此案。柘城县公安局办案干警刑讯逼供赵作海案件，由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于2 010年5月1 1日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丁中秋因涉嫌玩忽职守于2 01 0年5月1 5日被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罗明珠于2 01 0年5月1 3日被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2 010年5月1 4日被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王松林于2 01 0年5月2 7日被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2 01 0年6月5日被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郭守海于2 01 0年5月1 2日被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2 01 0年5月2 5日被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 01 0年6月8日被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犯罪嫌人周明晗于2 01 0年5月1 2日被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2 01 0年5月2 5日被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司崇兴因涉嫌刑讯逼供于2 01 0年6月9日睢县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2 010年6月1 1日被睢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2010年10月22日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偷偷的以不公开开庭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尽管如此，审判庭前群众门庭若市，旁听票却洛阳纸贵，一票难求。公开开庭的案件，依法应当允许旁听，但就是不让你听，你能怎么样！这已经是中国审判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
开庭后，案件又石沉大海，涉嫌刑讯逼供的干警及家属焦急地盼望着不可预测的结果。各种版本的判决内容在商丘大地上流传，有罪的，无罪的，缓刑的，免予刑事处分的，部分实刑部分缓刑的。新闻媒体也在热切地等待着，盼望着。好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刑事判决书下发，立即引爆，又可以热闹一番。
然而，半年过后，此案突然被指定到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管辖。2011年9月15日，案件刚起诉到龙亭区人民法院，已经被取保候审的干警全部被关押进开封市看守所。到底是凡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到龙亭区法院后均必须收监呢？还是基于本案的特殊性呢？不得而知。
2011年10月18日，开封菊花节开幕式举行。2011年10月18日，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在一个不足40平米的微型法庭里，“公开”开庭审判这起在全国都有影响的大案，这本身就很滑稽。欲旁听者甚众，但洛阳无纸，只好悻悻然去观赏花枝招展的菊花节了。
庭审无非是走个程序罢了。大家也都知道，不要说是龙亭区人民法院，就是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不能决定案件的走向。在中国，检察官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审判员不能保持自己的立场，再正常不过。法庭成了摆设，法官成了挂线木偶，公正就变成水中月、镜中花。
从2011年9月15日至今，半年过去了，涉嫌刑讯逼供的警察们早已被超期羁押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赵作海超期羁押三年才被判决，不知道他们是否也要被关押到三年之后才有结果。
看官方报纸、观新闻联播、听领导讲话总感觉振奋人心，形势一片大好。可大家不是生活在新闻联播里，总感觉现实不是那么回事，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法律像一个唯唯诺诺的小媳妇，经常挨打受气，还要装出一付我本幸福的样子，哪里有尊严可谈！长官意志、以言代法、以政代法、以纪代法、以……代法。有些事不知道谁说了算，让你打找不对手，哭找不到坟头，还到处都充斥着“老子就这样，你能把老子怎么样？”无赖模样。
关于刑讯逼供干警如何判决，是个难题。
八、如此难题谁能解
也许有人会问，七名涉嫌刑讯逼供的公安干警如何处理，是个难题吗？造成这么大的冤案，判刑不就完了吗？
赵振裳回来后，商丘司法机关风声鹤唳。公检法参加办理赵作海案件的司法人员战战兢兢，尤其是涉嫌刑讯逼供的公安干警作为首要被问责者被推到风口浪尖。的确，如果没有本案最初的刑讯逼供，冤案就不会发生。对于柘城县公安局参加办案的干警，构成刑讯逼供罪，理论上和法律上均没有问题。是否追究责任，却成为焦点。
民众不会太明白，既然他们刑讯逼供，造成冤案，为什么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反而成为问题呢？这就涉及到《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问题。
所谓追诉时效，就是人犯了罪之后，经过一定的年限，就不再判刑的制度。当然，如果犯罪后潜逃、逃避侦查或者被害人控告司法机关该立案而不立案，不存在追诉时效问题。这是世界各国都有的，不是中国独创。
《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所谓不再追诉，就是虽然构成犯罪，不能再追究刑事责任，再直白地说，不能再判他们的刑。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在全国及全世界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对刑讯逼供者如果不立案，恐怕难以服众。至于将来是否能够起诉和判刑，以后再说吧。河南司法机关来不及论证追诉时效问题，就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纠错运动。拘留逮捕公安办案干警，追究政法委、检察院、法院办案人员的法律责任和政纪责任，一时间人心惶惶。
《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也就是说，公安干警虽构成刑讯逼供罪，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追诉期是五年。从刑讯逼供之日至赵作海被宣告无罪，已经十一年，远远超过五年的规定，不应当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面对如此大的压力，不追究行吗？反正《国家赔偿法》有规定，因超过追诉时效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即使被刑事拘留和逮捕，国家也不会赔偿。公检法专业人员认为，此案明显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不应当立案、起诉和审判。可面对天下汹汹之口，此时，谁又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呢？就象当年论证赵作海是否构成犯罪一样。论证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小事，如何向社会交待是大事。
刑讯逼供是否超过了追诉时效，确实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也是睢县人民法院和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唯一的重大问题。
检察院认为：刑讯逼供的行为没有超过追诉时效，理由是：
1、刑讯逼供的行为虽然发生在1998年，但结果却是发生在2010年，故不存在追诉时效问题。
2、赵作海在检察机关提讯时和人民法院开庭时已经反映了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事实，但司法机关没有查处，应当视为赵作海已经提出了控告，故本案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辩护人认为：刑讯逼供的行为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理由是：
1、刑讯逼供属行为犯，追诉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从刑讯逼供行为完成之日。刑讯逼供行为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追诉时效到期。
2、赵作海故意杀人案在诉讼期间，没有对刑讯逼供的警察提出过控告，故追诉时效不能中断。
我认为，要论证本案刑讯逼供案件是否已经超过追诉时效，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证：
一＞追诉时效从何时起算？
根据《刑法》条文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本案的犯罪之日是什么时间？刑讯逼供行为是否有连续或继续状态？这是本案应当讨论的问题。刑讯逼供是行为犯，即只要较为严重的刑讯逼供行为一经实施，即构成犯罪既遂。刑讯逼供行为结束，犯罪行为也即结束。本案刑讯逼供罪成立于1998年，应当没有问题。案件造成的社会影响，不是刑讯逼供罪的构成要件。换句话说，即使没有造成影响，刑讯逼供罪仍然成立，故把在全国造成影响作为刑讯逼供罪起算点，有故意入罪、强词夺理之嫌。
二＞赵作海是否对刑讯逼供行为提出过控告。
刑法规定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如果赵作海对刑讯逼供人提出过控告，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本案可以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赵作海是否明确提出过控告，是本案的关健问题。如果提出过，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如果没有提出过，则本案过了追诉时效。
问题是赵作海在检察机关和法院开庭时，提出过自己曾受到刑讯逼供行为，是否视为提出控告？
控告是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向司法机关揭露违法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要求依法予以惩处的行为。控告具有目的性、针对性、程序性的特征，故应当区分控告与辩解、反驳的区别。
控告权是宪法规定的权利，法律一经公布，视为公民应当知晓。赵作海虽然受到刑讯逼供行为，由于仅是在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审判时作为自己的一种无罪的辩解理由，并没有提出控告请求。无论赵作海是基于对法律的失望还是无知，没有控告是事实，不应当因此视为控告而无限延长本案追诉时效。
由于该案刑讯逼供是否超过追诉时效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涉案干警最长的已经被羁押近二年，远远超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间。赵作海被羁押三年才判刑，莫非他们也要被羁押三年？
王立军重庆“打黑”时，贺卫方教授提出异议，曾撰文给王立军说：“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事实果然如此，又是一语成谶！
赵作海案件最终的有罪判决，并不是司法独立的结果。同样，决定刑讯逼供警察命运的，也不是司法机关。
九、案中有案破迷局
赵作海案件的惊奇之处，就是案中有案。
赵振裳回来了，赵作海“杀”的人是谁，必须查清。柘城县公安局在新任局长高圣伟的带领下，顶着压力，忍辱负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将此案成功侦破，一雪前耻。
经深入侦查和技术鉴定，于5月14日检验确定死者为1998年9月12日晚外出后失踪的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乡十字河村东五组村民高宗志。柘城县老王集尹楼村人李海金、商丘睢阳区张庄村人杨明福、张祥良有重大作案嫌疑。三人在媒体报道赵作海无罪释放后，分头潜逃外地。专案组立即展开追捕，2010年5月14日，犯罪嫌疑人杨明福在商丘市区被抓获；5月22日，犯罪嫌疑人李海金在天津被抓获；5月24日，犯罪嫌疑人张祥良在辽宁省沈阳市被抓获。
经审讯和调查证实，李海金因与受害人高宗志在山东菏泽做月饼生意期间产生矛盾，便怀恨在心，预谋将其杀死。1998年9月12日晚，李海金指使杨明福、刘院喜（2006年5月24日因抢劫杀人被判处死刑）先到李海金所在的村边等候，李海金、张祥良将高宗志约至离李海金家不远的本村西地，将高杀害、肢解并抛尸。为掩盖尸体，四人在作案后又将三块石磙推入扔放尸体躯干的机井内。
赵振裳回来之前，恐怕在这个世界上，除赵作海本人外，只有李海金、杨明福、张祥良、刘院喜知道赵作海是冤枉的，只有他们知道赵振裳没有死。
赵振裳流落他乡，他不知道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李海金等人四处打听他的消息，他们知道，赵振裳回来之日，就是他们罪行暴露之时。只有做掉赵振裳，才是最安全的。他们同样也在时时追寻赵振裳的消息。如果他们先一步知道赵振裳回来，案件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刘院喜2006年因为抢劫杀人被执行死刑，如果他当时交待了赵作海案件的真实情况，肯定会因重大立功而刀下留人，只是他放弃了这个机会。
赵振裳回来了！李海金、杨明福、张祥良罪行终于败露，自知大限将至，四散奔跳。这才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十年之后，终于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十、张冠李戴惹非难
赵作海冤狱平反后，我着实十分恐慌。2010年5月3日我得到赵振裳回来的消息，晚上网查询只有三、四条信息，5月4日早上再次查询，已经扑天盖地、如瘟疫般几何级地增长到十几万条。冤案的发生震惊社会各界，数亿网民开始人肉搜索赵作海案件的办案人员，声讨之声甚嚣尘上。全国各大媒体记者云集商丘、柘城，大有黑云压城城欲催之势，有关司法人员、发言人禁若寒蝉。
5月7日新华社郑州分社记者李丽静把我传唤到商丘市天宇大酒店，进行极其严历的采访。面对上千旁听人员的法庭我没有胆怯过，然而这次，我害怕了。我切实感觉到，国家级媒体的记者，二个字－－牛！
“你是赵作海的办案人员吗？”
“是。”
“你在办理赵作海案件中，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吗？”
“事实不清楚，我已经两次退查了”
“你认为赵作海案件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行为？”
“应当有刑讯逼供行为，当时情况记不清了，时间太长了。”
“你认为赵作海一个人能搬动那沉的石磙吗？”
“应当不能，也不好说”
“你到现场去核实了吗？”
“没有。”
“这么大的一个案件，你为什么不去核实呢？”
“记不清了，因为公诉部门案件多，核实证据的情况很少，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审查，不是侦查。”
“赵作海已经超期羁押了，为什么不释放呢？”
“这么大的凶杀案，放人不是简单的事情，我做不了主。”
“好好想想，你有什么责任？”
“我有责任，案件没有审查细致，没有及时督促公安机关释放赵作海。”
……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审讯”。“审讯”的结果，第二天李大记者还是作出了错误的报道，认定赵作海案件的公诉人是汪继华和郑磊。由于没有注明我是前期承办人，公诉人是郑磊，于是，我的手机、办公电话在网上被公开，每天全国各地的辱骂、恐吓电话不断。手机不能关机，否则就是被捕。亲戚、朋友、同学也打来电话表示关切。无奈，我在天涯社区发表了澄清文章，内容如下：
关于办理赵作海案件的澄清声明
近日，因柘城县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件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各大媒体相继报道。有报道称我是该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并要求追究我的法律责任。关于本人办案情况的内容，确有不实之处。为澄清事实，声明如下：
一、本人在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之时，确实审查过赵作海案件。经审查，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作出了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决定。其中，在退回补充侦查提纲中，首要问题就是查明涉案尸体是否是被害人赵振晌（裳）。
二、2001年5月份左右，我辞去检察官职务，从事律师工作，该案转由他人办理。该案2002年5月份开庭，我不可能是本案的公诉人，更不可能出庭支持公诉。赵作海案件起诉书和刑事判决书均不显示本人姓名，故媒体称我是该案的公诉人与事实不符。
我接受媒体的报道和监督，但也请媒体尊重案件事实。如发现不实报道，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汪继华
二○一○年五月十日
2010年5月12日10时30分，我正在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工作，突然门被推开，十余名来自各大媒体的记者不约而同，破门而入。不由分说，长枪短炮支起来开始采访，唯恐我逃之夭夭。我遂向他们澄清事实，随后媒体才逐渐报道了真相。
十一、当代奇案怨者谁
公安机关办理此案的侦查人员，据我所知，都是当时柘城县公安局侦查经验丰富的干警，不能因为办错了赵作海案件就抹杀他们以往的成绩。柘城县公安局副局长丁中秋，开封警校毕业后，一步步由刑警队员、刑警队副队长、队长、做到主管刑事侦查的副局长，应当说是经验丰富。罗明珠，一个出身农家的孩子，1988年毕业于开封市警察学校，分配后一直从事侦查工作。没有所谓的后台，靠自己扎实的业务登上刑警队长的职位，后因工作成绩优异，被调到商丘市公安局工作。李德领1988年开封警校毕业，是柘城县公安局公认的破案能手，从警期间，破获多起大、要案，多次立功受奖。事后有一个记者到李德领家中，十分惊讶其陈设的简单与俭朴。郭守海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干警，一个老预审员，工作认真踏实。司崇兴等其他人员也都是在公安战线工作多年，具有很强的办案能力。当然，是他们共同铸成错案，责任应当依法处理。除此之外，还是应当从方方面面深刻分析一下造成错案的原因。
赵作海得到了超额赔偿，刑讯逼供的干警身陷囵圄，凡经历此案的检察官、法官均受到相应处分，我和后来接手案件的郑磊因辞职从事律师工作幸免于难，但案件反思不能就此结束。各大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炒作，中国最高司法机关也为此出台的两个重要的司法解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似乎已经十分到位。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原因，不亲身经历此案，是无法理解深层次的内容。
凡重大刑事冤案之发生，内容虽有不同，造成的原因却是相同的：
1、案件存在特殊事实迷惑了侦查人员的眼睛。
实践中明知非嫌疑人而故意造成重大冤狱的，极少。造成重大冤案，往往是案件出现某种巧合，使侦查人员偏离了正确的侦查方向。以赵作海案件为例，赵振裳砍击赵作海至其受伤，赵振裳第二天离奇出走，没有告知任何人。同一时期，有人故意杀人后将尸体投入该村井中，死者家人又不报案，多个情节出现了惊人巧合。赵振裳又是单身，无法进行DNA对比等等，一系列的事实发生成为认定赵作海犯罪的有力证据。
佘祥林案件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案件都那么容易破获，三岁小孩都当警察了？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加之特殊的法制环境、个案特殊情况、文化意识等各方面因素，出现冤案是必然的，是正常的，冤案多了就不正常了。
2、都存在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
几乎所有重大刑事冤案，都存在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在我国根深蒂固，历史悠久。当我们听到“不动大刑，量你不招”“大刑伺候”的戏词时，除冤案外，并不感到愤慨。若为查获犯罪事实而对无赖之人动刑，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