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 中国劳动保障报
富士康“12跳”记录
●2010年5月26日，一男工晚11点左右坠楼，死亡。
●2010年5月25日，男工李海(19岁)清晨坠楼，死亡。
●2010年5月21日，男工南刚(21岁)从楼顶跳下，死亡。
●2010年5月14日，梁超(21岁)从宿舍楼跳下，死亡。
●2010年5月11日，祝晨明(24岁)从租住的楼顶跳下，死亡。
●2010年5月6日，卢新(24岁)从阳台纵身跳下，死亡。
●2010年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22岁)跳楼，死亡。
●2010年4月7日，观澜厂区宿舍，宁姓女员工(18岁)跳楼，死亡。
●2010年4月6日，观澜厂区宿舍，饶淑琴(18岁)坠楼，在医院治疗中。
●2010年3月29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23岁)从宿舍楼上坠下，死亡。
●2010年3月17日，龙华园区，女员工田玉从3楼跳下，受伤。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员工马向前(19岁)坠楼，死亡。
机器轰隆下新生代农民工心里在想什么
接连不断的跳楼事件挑战着世人的容忍极限，大规模的媒体报道正在围观富士康。专家认为年轻员工自杀的原因，集中在社会贫富分化的不公、企业军事化管理的严苛、中国制造的必然等等。一个人选择结束生命，导火线可能因一事，但诸多不良情绪长久沉淀于心，才是促使他们决然离世的根源。他们的心理土壤有哪些成分，竟然萌生自杀的念头。逝者已去，这些当然已无可还原。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以让社会对他们更多一些了解，成为生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十二连跳”的背后是隔绝与无助
富士康尚未从根本上对公司的管理制度加以反省，没有将劳动者作为独立的主体来看待。为最大程度地追求利润，基层员工劳动强度大，被训练成一台台机器，法律对加班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部分劳动保障权益仍得不到保证。富士康事件折射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富士康只是社会矛盾爆发的一个突出点。一些应有权利的缺位，比如底层劳动者政治权利不足、与企业工资协商等平等话语权的不足，使得个体劳动者没有与用工方讨价还价的手段，在转型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应该考虑赋予劳动者更多的权利，缓解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深化。
摘录：富士康员工小说——《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
富士康员工接连自杀的背景下，一名曾供职于富士康的80后员工写的小说 《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成为畅销书。作者青桐在2005年到2008年期间在富士康工作，从一名最普通的基层员工成长为一名生产主管。现摘登4个片段，再现一名普工在高效运行流水线上的所见所感。
无尘衣外的陌生
进工厂第二天，我就和六十多人集中在一起参加培训。培训很严格，每天都要对所学的内容进行考核，达不到80分，自动淘汰。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不敢偷懒。一个星期的培训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就是分部门。我们分五批被各个不同部门的文员领走，和我在同一批的14个人被领到一个巨大的无尘车间的更衣室里。接着，车间出来几个组长，她们开始挑人。说是 “挑”，一点儿都没错。我们一字摆开，任凭那些组长们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然后或果断或迟疑地把其中几个领到生产线上。
我被一个大约二十五岁左右的组长领到一边。介绍完车间情况后，她手把手教我们怎么穿无尘衣。没有穿过无尘衣的工人肯定想象不到它是怎么回事。穿这个衣服是讲次序的。先戴口罩再戴帽子，接着穿连体衣、无尘鞋，最后还要戴一双长手套。当我们戴上口罩和帽子，穿上工衣和无尘鞋，再戴上手套后，站在镜子面前一瞧：大家都乐了。因为通身下来只能看到一双眼睛，其他部位全部被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了。
流水线上的高效
在厂里稳定下来后，我的心情轻松了些，对这个厂的了解也在慢慢加深。厂里有 “三多”，员工多，餐厅多，宿舍多。员工里面又以女工居多，占80%。生产线上基本很难看到男同胞的身影。不要去想象这么多女人挤在一起是怎么样一番壮观场面，因为在车间里男人和女人除了身高和体形略有区别外，其他都没有不同：每个人都裹着一身白色厚厚的无尘衣。也不要诧异为什么所有的操作工都是女同胞，当你接触过产品以后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英明的决策，产品是最精密的电子部件，那么小巧，那么脆弱，那么精致，连平时细致温柔的女同胞用力稍大一点都会把它弄成废品，何况是五大三粗的男同胞们。
我的工作是外观检查，也就是看一遍前面工序组装好的产品有无外观缺陷，然后再看一遍产品的条码是否与当前所生产的产品相符。这项工作是很难的，一是因为产品的条码太多，每种原料都有两家以上的供应商，每一个供应商都有不同的代码，并且正常生产的和返修的产品代码又不相同；二是压力非常大，前面是十几道工序下来未经任何检验的产品，稍有不慎就会把不良品漏过去了，轻则开重单，重则开制程异常联络单，谁接到这个单子谁倒霉。可我实在没有勇气提出调换工作，这样会给组长留下拈轻怕重的印象，只有心里对自己说：加油干吧。
形形色色的组长
做了助拉 （产线管理人员，相当于组长的助手）后，我有机会接触到车间里各种各样的人。我这才知道在我们车间，并不是所有的组长都是像陈咏梅似的大姐姐，泼妇一样的组长随处可见。我们车间公认的变态组长的代表是A线组长王丽萍，以她为代表的苛刻型和以陈咏梅为首的大姐型构成我们车间里两大管理风格。陈咏梅是不怒自威，她原本就比操作员大六七岁，加上在这里做久了，产线的角角落落都清楚得很，哪里有问题她一看就知道，并且可以随时拿出3个以上的解决方案。所以产线作业员们对她心服口服，她自然就不用对作业员那么严厉。
有些新提的组长做事没那么老练，但人品好，处事公平，也能得到作业员的认可。也有不少组长是非常变态的。世上没有无根之树、无源之水，每个变态的组长上面都有一个变态的主管。通常是一个变态的主管带出一大批变态的组长来。当然，作为一个作业员，最怕的就是碰到一个变态的组长了。在这个车间我不止一次看到员工违反了纪律被抓，或把不良品放下后被那些变态组长拉到一边去教育。
组长们教育过的女孩子绝对是长记性的，有些组长气昏了头的时候，把你找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破口大骂，骂了再说。这个时候受不了委屈的女孩通常会跟组长吵上一架，当然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跟组长们吵架的女孩都将面临秋后算账的危险。
精确到秒的动作
当了很长时间的储备干部——助拉后，我终于如愿升为组长。可是过了几天我发现产线的产能一天天下降，员工聊天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响。下班后我坐在车间的电脑前面，看着一天比一天下降的产能，眉头紧锁。最终，受IE工程师的启发，我想出了一个改进工作管理的办法。工厂里有一套IE管理方法，就是把流水线上员工的每一个动作分解开来，计算出精确的时间，每一个规范动作有了标准时间，那么产品的出货时间也能算出来了。
仿照这种模式，我首先改进的是产线的上料方式，以前产线都是装料工位把来料做完了，助拉才接着上料，但是以后我就按IE给我们的标准工时来上料。也就是说，按照标准工时这个工位能做多少产品，我就给你上多少料。每个小时上一次料，不管做完没有，下一个小时还是准时上。做完了大家可以出去喝喝水，聊聊天。没做完，那来料会一直在你的工位上堆着，到了下班时间自己留下来义务加班。果然，这一作业方式和惩罚办法实施后，作业员没有一个说话的，出货速度很快。
富士康悲剧撞击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富士康员工自杀潮是一波接一波，9、10、11、12或者13，这些数字犹如魔咒，引导着不少人的思维跟着旋转，然而这并不是好莱坞电影，它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一个个活生生的年轻躯体，在他们同样年轻的灵魂的指引，一无反顾的走向了另一个世界。中国有民间俗语说，蝼蚁尚且偷生。生存的欲望它不属于理性，而是属于人的内在本质，就是说生存意志是一种本能。当然我没有看到除了人类之外，任何动物都不会有意自杀，既然人类是最懂得生命之快乐的，又为何是世界万物中唯一会自杀的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的生命意志的幻灭，或者简言之是生不如死。在这个时候对生的眷恋与对死的恐惧，才会改变。
富士康的悲剧或许将是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撞击。它不能不令人惊恐的警觉，许多外资企业在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原来都是源自于中国劳工最廉价的投入。果真如此的话，各级政府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呢？老实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富士康的悲剧，不但令郭先生，也令各级有关政府必须做出正式，必须亮出态度了。如同保护自然环境一样，保护我们中国人力资源环境，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需要。正因为如此，我们似乎可以预感到，富士康悲剧的爆发将可能是迎接一个新时代到来的镇痛，哪怕是痛苦的镇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