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透露强制执行单行立法有望近两年内出台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透露，强制执行法草案形成了第六稿，正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 执行难体现在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4方面
“经过理论和实务界近10年酝酿，强制执行法草案形成了目前的第六稿，正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在近日举行的2011年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执行制度专业委员会年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透露，强制执行单行立法已正式提上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有望在近两年内正式出台。
近年来，执行难、执行乱已成为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顽疾。难在哪、乱在哪？社会期盼已久的强制执行法能否彻底断了难、斩了乱？《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执行难难在四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诉讼纠纷不断增加，民事执行案件数量攀升，执行难问题不断加剧。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俞灵雨披露，2008年至2010年，全国执行案件结案数分别为2225419件、2446027件、2508242件，占法院每年处理案件的30%。
执行案件如此之多，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又严重阻碍了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执行难因此成为困扰各级法院的一大顽疾。
执行难有多难？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潘光林给《法制日报》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2010年秋天，某县法院为清理积案，组织全院90多名干警，开展为期15天的集中执行大行动。在乡镇政府配合下，这次行动司法拘留87人。但即便动用如此大的力量，最后执行到位的执行款却只有30多万元。
另据介绍，由于被执行人难找，许多法院只得在春节等节假日上门“逼债”。说起这些，许多基层执行法官都能说出自己的故事：
今年大年初三凌晨四五点，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的执法法官上门寻找被执行人，东找西寻，最后在衣柜中找到了躲在里头的“老赖”。
德清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十几次空手而归，最后趁着大雪封路之际，才堵住了躲藏了3个多月的“老赖”……
“据省高院统计，2010年，当事人自动履行率为56.1%，比2009年的58.1% 又下降了2个百分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金平强说，归纳起来，执行难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在司法实践中，被执行对象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员说：“有的当事人在诉讼阶段知道自己可能要赔钱，就用假离婚的办法，把财产划给一方，自己净身出户。有的当事人让亲戚虚构债权关系，到法院里告自己，借我们的手，通过保全程序把自己的资产查封。”甚至有一些“老赖”还总结出规避执行经验：拘留15日加转移名下资产，就等于不用履行债务。
为让“老赖”还钱，一些法院对“老赖”发出限制高消费的禁令。但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官员说，这根本没用，许多“老赖”虽然欠了一屁股债，但依然每天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一娱乐公司的老总明确表示，被执行人不是通缉犯，作为客户，他来合法消费，我们无法拒绝”。
“执行工作需要方方面面地配合支持，光靠法院单打独斗绝对不行。”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执行法院蔡淑妃举例说，一次，鄞州法院请国土局协助查封一块土地，结果在国土局内部就需协调六七个科室，盖七八个印，等办完这一切，黄花菜都凉了。
“联动联动，不能联了不能动。目前，法院已与公安、金融、工商、国土、城建、税务、电信等部门建立起配合法院执行联动查控机制，但真正配合起来却并不容易。”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相关法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以前，法院可直接去银行查询“老赖”的账号，现在要通过省高院到省人民银行才能查询。
执行乱加剧执行难
“除了执行难，执行领域中的执行乱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金富祥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执行乱不仅影响了执行难的解决，而且扩大和加深了执行难。”
据了解，嘉兴市一个地方的法院通过查询获悉，被执行人徐大明在山西省一家商业银行有存款500万元，但由于没有异地冻结的措施，不能在本地银行通过网络控制被执行人这笔可供执行的财产。等法官赶到山西，这500万元存款已经被取走了。
就执行乱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举例说，南方某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强制执行一起案件，将某商贸城及所属地块拍卖还债。该市拍卖行受法院委托和指定，负责拍卖工作。土地总成交价为3063万元，买方都是同一家——南塘燃料公司。按相关法律规定，拍卖款应由买受人付给拍卖行，拍卖行再交给法院，最后由法院分配给申请执行人。如果执行款不足以偿还全部欠债，则按比例分配偿还。让债权人始料未及的是，南塘公司拿下土地后，仅向拍卖行支付了948万元就再没了下文。而且这948万元的分配还引起了很大争议，原因是许多案外人既没通过法院，也没通过拍卖行，而是直接从南塘公司领取了执行款。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由于执行乱，一些法官在执行中吃回扣，办“人情案”、“关系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说：“虽然执行乱所占比例很小，但危害性不可低估，其不仅直接侵害执行当事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权威，甚至可能引发新的执行难。”
“难”“乱”如何破解
“2000年强制执行立法列入立法规划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围绕强制执行法理论研究和草案起草做了大量工作，近10年来，几易其稿，多方征求意见，逐条论证，反复修改，形成了目前的第六稿。”江必新说，第六稿分4篇18章，共计252条，正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江必新说，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乃大势所趋，众盼所归。第一，它符合执行程序的特点和规律。强制执行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民事执行，还包括行政执行、刑事执行和非诉执行，民事诉讼法无法涵盖强制执行的全部内容。第二，有利于提高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现行法律规定过于笼统，许多问题缺乏具体规定，导致执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导致消极执行、乱执行和各种腐败问题。第三，有利于遏制规避执行现象。而当前，规避执行已成为执行工作正常开展的瓶颈。
江必新认为，要在立法层面解决执行难，就是要针对执行难现状，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主要是建立“三反”机制：反规避、反消极协助、反非法干预。要减少和杜绝执行乱问题，必须在法定的执行程序内，建立和完善有关执行行为规范，对执行工作的各个阶段特别是针对财产调查与查封、委托评估、拍卖、变卖、变更或追加当事人，参与分配，执行款物的保管和交付，执行担保，暂缓执行、执行中止和终结等重点环节和关键节点进行严密规范，对有关办案标准和程序尽可能地细化，从制度上加以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