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必须得到尊重
孙国祥
有观点认为改判是民意不当干扰司法的结果。这种观点似是而非。
之前，对于各界质疑，云南高院也有所回应。不但谈到了“少杀”、“慎杀”以及宽严相济等诸多现代司法理念，而且还特别强调民意不能替代法官的审判，“不能以公众狂欢方式判李昌奎死刑”等等。从这些解释不难看出近年来一些学者所不遗余力倡导的司法独立性和专业性的影子。因为在一些学者看来，民意具有不理性、肤浅乃至暴民意识的特征，而司法应该是理性的、宽容的。所以，司法的定罪量刑与民意、情理不涉，否则就被视为缺乏法律人的思维。笔者以为，这种人为地制造司法与民意的紧张关系，将司法与民意隔离的观点貌似现代，实则错误和可怕。
司法当然应该有一定的专业性，也需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司法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不应成为绝对排斥民意的借口。民意是对社会生活现状的最直接的反映，尽管常带有一定的主观、感性成分，但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竿子抹黑。刑法规范来源于社会生活，刑法的规定与生活常识和情理相通，刑事立法也好，刑事司法也罢，它们都不是为了刑法自身而存在，更不是为了少数精英们的理性而存在，而是为社会生活而存在，民意反映的往往是社会大众真正的现实的刑法需要。因此，司法的判断与大众日常情理的判断不应被看做是不可通约的对抗关系。民意之所以认为李昌奎该杀，当然有质朴的“杀人偿命”等观念影响，这些质朴观念作为体现特定时期社会的基本情理和价值的民意，是公平正义的原生态表达，背后体现的社会历史文化、社会习俗、道德观念等价值要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司法官员应该敬畏当下民意，下判之时，在制定法的基础上，应该考虑普通人的日常情理和感受，只有这样，才能达至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换句话说，司法对犯罪评价的话语权不应被刑法法条所垄断，刑法的精神也不是仅掌握在司法人员手中的独享秘籍，与生活实践紧扣的常识与情理也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刑法的适用只有最大限度体现刑法与社会生活常识和情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兼顾社会的价值体系特别是社会伦理、社会文化等情理价值标准的评价作用，满足人们的情理期待，才能软化刑法的刚性，以体现社会对司法定罪的认同。
事实上，从社会各界对本案的质疑看，民意并非不理性，更没有反映普遍的民意暴力。民众质疑李昌奎的死缓判决，主要有两点：一是该案后果严重(两条人命)、罪犯犯有数罪(强奸和杀人)、手段残忍，特别是针对毫无反抗能力的3岁幼儿下毒手，有这么多的从重处罚情节，为什么仅有自首这一从轻情节，就能得到改判死缓。二是联想到前不久的药家鑫案，该案犯同样也具有自首情节，直接后果还没有这么严重，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昌奎案判死缓，刑法到底有无准绳?杀人案判处死刑的标杆在哪里?这些疑问难道不就是反映了刑法“罪责刑相当”、“同案同判”的理性追求吗?
李昌奎案的一波三折说明，一个司法定罪的结果，如果缺乏对常识和情理力量的深度认知，忽视社会普通大众普遍的价值预期，有意无意地割断与社会的基本道德和社会当下普遍的公平正义观的联系，其公正性必定受到质疑而失去公众的体认，并最终损害司法的权威。
(作者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